它们不同于传统行政行为，是借助相对人同意、付诸行动而成立。
[16]参见王蔚：《大革命、国民主权与现代国家建构——马尔贝格的国家法学理论》，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3期。姚岳绒：《中国宪法语境中不宜使用不成文宪法——评周永坤教授的相关论述》，载《法学》2011年第6期。
奥里乌认为，成文宪法中尽管也存在宪法实践和惯例，但成文宪法本身正如法国宪法那样，具有超法律性的基础，亦支配着宪法性的实践和惯例，而英国宪法是基于普通的法律性基础，并不具有超法律性，成文宪法特别是法典的超法律性，是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原则的结果，即宪法是国民通过公意而塑造出来的最高法和根本法，它理所当然地高于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国民正是通过其权力才成为法律的来源。首先，该宪法缺乏审查机制，当然这也是大革命以来的惯常做法，不同时期的制宪者均普遍排斥宪法审查，法官们始终拒绝审查法律的合宪性。1949年至1954年的我国和第三共和时期的法国，均属于成文宪法模式，如果否定这一定性、泛化宪法渊源并脱离形式法治，则难谓学说或实践的进步。当代宪法理论中存在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宪法解释学说，认为并不是宪法本身的特质决定了宪法的至上性，进而要求通过审查来确保其得到遵守，而是：宪法的至上性是审查机关行使审查权威的现实结果，即审查机关决定着哪些规则属于或不属于宪法。参见张庆黎：《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第6版。
在推进宪法审查的背景下，必须实现审查依据与审查对象的严格界分。（三）审查依据、对象与程序 我国目前的宪法渊源理论存在固有的盲点和误区。[50]例如，2006年宪法委员会在判例中定义父母失职（carence parentale）时援引了法国《民法典》第371-1条。
（三）法官之间的互动与对话 当然，作为一个司法机构早于宪法委员会诞生和运行的国家，法国宪法化在司法层面也遭遇了强烈的质疑，部门法宪法化的进程涉嫌侵犯最高行政法院和最高司法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此类宪法规则约束着对所有部门法的解释。然后部门法在起草或适用过程中可能存在违宪之虞，经由合宪性审查完成第二重宪法化影响。但如何定义宪法化确实是一个难题：一方面，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关注下沉式规范流动。
[45]法律可能先于宪法产生，宪法的基本概念都来自部门法的存在，例如公共服务概念来自行政法。这种法律和道德上的优越性解释了为什么宪法规则是各种法律学科所包含和发展的法律规则的基础。
[1]尤其十九大以后，伴随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推进，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使每一项立法都体现宪法精神、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等价值理念进一步强化了公权力机关和普通公民对宪法实施必要性的共识。宪法规范现在在法律渊源系统中占首要地位。[75]与此同时，私法学者仍然主张独立于国家的法律生产的可能性，并尊重由个人的意愿产生（私法自治）。相较德国而言，法国宪法化进程是比较晚近的现象。
换言之，法律部门的宪法化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巩固现有法律的形式，其中细分可能有两种情形：其一，宪法委员会可以巩固现有的原则，明确赋予它们宪法价值，例如在刑事责任问题上，宪法委员会从最高司法法院的判决中获得启发：除了他或她自己的行为，任何人都不会受到惩罚，[41]从而与1789年《人权宣言》第8条、第9条进行关联并对该原则进行宪法价值确认。所以，宪法实施进程中需要动态评估部门法的宪法化现象，在宪法实施的适度留白与宪法原则作为法律人思考原点之间努力平衡，逐渐形成法治思维的宪法反射。[31] 第一次比较明确指出在法国存在部门法的宪法化现象的学术讨论可以追溯到1980年在巴黎东郊圣莫尔法学院召开的宪法学会会议。[79]普通法院在很大程度上拒绝评估法律的合宪性，减缓了各个法律部门的宪法化进程，偏向于适用欧盟或国际法标准，而不适用宪法标准。
1975年《宪法委员会重要判例选集》首次出版，时任宪法委员会成员的马塞尔-瓦利内（Marcel Waline）在序言中写道：宪法委员会并非取代最高行政法院和最高司法法院两个不同系统的最高法院。[44]正如韦德尔明确指出宪法和法律的各个分支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宪法是建立在部门法之上的，而不是部门法建立在宪法之上。
[37]例如，隐私权的入宪过程也体现了宪法对私人生活受保障权的宪法价值的认识是逐步形成的。然而，在实践层面，尤其在事后合宪性审查的过程中，宪法委员会只能对部门法的宪法化施加微弱的影响，普通法院比宪法委员会扮演的角色更重要。
宪法学者尝试从部门法中收集法解释的素材，而部门法学者同样开始突破本部门窠臼，通过回溯宪法规范或是宪法教义去探求部门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例如有学者处理宪法与民法的关系，[3]有学者对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作总括性梳理，概括了三种类型的关系：法律对宪法的具体化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和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最初，不同法律部门的问题影响宪法委员会的决定，但这并不证明宪法委员会对整个法律产生影响。在这一宪法化进程的影响下，法秩序开始被贴上各种标签——统一、同质化、协调、接近或甚至不同法律分支之间的简单共存。其四，在不减损立法整体价值的情况下宣布部分违宪。[20]享有立法创制权的机构在提出立法草案或建议案时开始逐步具有了宪法自觉，促进了立法的宪法化。
正如有学者指出，宪法与民法关系的最大问题在于宪法优位与私法自治之间的冲突。学者们或许只是试图确定部门法——例如行政法——的特殊性，并在宪法文本中发现了论证依据。
正是在这里划定了立法可以进行干预的领域，并因此划定了行政立法权力的领域。[27]但也必须指出的是，受基本权利的影响，宪法化在学者的助推下将宪法化所隐含的所有公权力机构都需要尊重宪法的要素边缘化了。
[74]通过将规范的概念作为合法性的核心标准，规范主义攻击了私法自治的空间。自此，基本权利成为整个欧洲关注的重要话题，它既涉及公权力机构和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公民私人之间的关系。
[60]然而，2008年以后，事后合宪性审查逐渐发展，普通法官任意裁量是否援引宪法或宪法委员会解释的现象发生改变。区分了通过将部分民事诉讼程序重新纳入法国《宪法》第34条范围的直接宪法化和其他形式的间接宪法化的过程。在1971年之前，宪法条文若要获得规范上的有效性，必须借助法律系统之核心的司法的运作。欧洲各国宪法条款的数量较之以往也显著增加：宪法条款不能过于简短或模糊，也不能只局限于调整国家制度，这都成为现代宪法的标志。
诚然，宪法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依宪治国需要用宪法规范作为法律人思考的原点，期待逐渐形成思维上的宪法反射。[71]然而，本法最终得到宪法委员会支持，法国成为了全球第14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
对宪法委员会发布的解释保留意见也表示不信任。甚至有学者认为，宪法化逻辑推演到极致，则导致法律人误认为宪法对一切都有答案，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最后，宣布该规范合宪，但对某一事实情况不适用（合宪性保留）。[84]此外，以韦德尔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热闹的研究中转向，反思宪法化需要哪些条件，可能受到哪些限制。
从吕特案起，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根据德国基本法所列基本权利清单，促成了一场真正的宪法化革命。[85]真正的障碍或许是法律从业者对可供援引和适用的宪法规范组的冷漠与无知。因此，不能将宪法实施或者宪法化的现象神化，在宪法实施领域，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过度或过于激进的想法会导致僵局，而这些僵局与宪法曾被束之高阁一样有害。[5]例如民法与宪法学界的讨论，[6]刑事实体化和宪法关系开启对话，宪法学者从法解释角度研究宪法与刑法的关系，也有刑法学者指出切实保障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宪法意涵。
在宪法实施尚未实效化的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对宪法内容很难真正遵守，或者只是对规范国家权力机关关系的部分进行有选择地适用。此外，他认为宪法委员会对某些原则和规则的整合将立即排斥普通法院的管辖范围：必须看到，一旦纳入，这些构造和技术就会成为宪法层面的问题，而且将由宪法法官管辖，不再是行政法官或司法法官。
换言之，宪法至上从形式意义走向实质意义，吸纳了国际法、部门法、甚至是习惯法中具有共识性的原则，宪法优位的正当性获得进一步证成。在当下，宪法以前所未有的规范性力量蓬勃发展，进入了国家的法律领域和法律工作者的话语体系。
然而，这与其说是考虑法律的具体应用以解释其规定和评估其合宪性的问题，不如说是考虑司法判例法以划定宪法原则之范围的问题。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宪法化侧重实施二战后凝聚的历史反思，重点关注如何尊重人的尊严、保护基本权利等现代宪法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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